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击缶当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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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件饱经风霜的先秦古陶,“落户”我们家已经好多年了。当我还是顽童,常由父亲带着去文庙“淘宝”,一次我被摊上这件古陶吸引住了,缠着父亲要买,当时也只花了很少钱就把它带回了家,因为不清楚它的正式名称,我们只好模糊地呼之为“陶罐”。想当年,这类陶器在市场里随处可见,可谓“古而不稀”,处于一个“方家不顾,外行不买”的尴尬境地。
 
  前些年我读到一部插图本的《吴昌硕评传》,见到吴氏旧藏中有一件注名为“缶”的古陶,它那形制与纹饰,都极似我之“陶罐”。“缶”是古时一类广口、鼓腹贮酒器的通称,这样看来,家里那件古陶应该就是大名鼎鼎的“缶”了。吴先生晚年以“缶老”自号,足见他对这件藏品的钟爱,谁能说它不登大雅之堂呢。缶(音“否”)早在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,直到今天还没有从生活里退出,被老苏州叫做“钵头”的便是它的后裔,只不过今人已不拿它装酒,而使之长守庖厨,与前堂宴饮的热闹绝缘了。
 
  现代人对缶的乐器身份更为认可,这当然要归功于北京奥运开幕式的“缶阵”表演。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释缶“瓦器,所以盛酒浆;秦人鼓之以节歌。”瓦缶其实是一种民间实用器皿,作为乐器主要是在西秦之地。质朴好勇的秦人,于酒酣耳热之际,以悲壮的调子吟唱“王于兴师,修我戈矛”,一边有节奏地叩击瓦缶,共成一种沉雄低回的秦声,既不同于楚人“纾缓节兮安歌”,与中原音乐“钟鼓穆穆”相去就更远了。先民“击缶而歌”,也不只出现在秦地,《墨子》中就有关于秋冬时节谷熟归仓,村人击缶相庆的描写。这种民间音乐却难以得到士大夫阶层的认同,屈原在《卜居》中说“黄钟毁弃,瓦釜雷鸣;谗人高张,贤士无名。”瓦釜和缶正是同类,却被比作“谗人”,可见致力于维护文化正统的士人,对待“下里巴人”的文艺是怎样一种态度。
 
  元、明之际吴中诗人高启有部文集就自题为《缶鸣集》,谦称其文辞未臻于醇雅。中国古人惯以“金、石、丝、竹、匏、木、土、革”八种材质的乐器合称“八音”,缶属土音。明人吴宽(匏庵)曾作《八音诗》一首:金钟奏初响,石磬声难和。色丝语终晦,竹简字偏磨。置向匏翁前,自击土鼓歌。诗家有因革,豫章如木何?是针对黄豫章(庭坚)诗风所写的评述。“土鼓”也是缶之代名,击缶唱诗,这位苏州状元也学起田舍翁的自娱自乐了。
 
  捧缶在手,那无釉的暗红色表面就像留下时光印记的老人皮肤,广口深深像是一道开启了的时空隧道的门,让徘徊在门前的现代人忍不住思考和怅惘。我用指节轻轻叩击它,希望能以心灵接住这高古的钝浊回音。 (俞正阳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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